顯性地方政府債務測算

為了方便統計和測算，以官方所公布的地方政府債券余額來測度地方政府顯性債務。截至到二零二零年末，我國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約為25.5萬億，相比于二零一五年的4.8萬億凈增加了近20萬億。

其中，一般債券余額由二零一五年的3.9萬億增加到了二零二零年的12.6萬億，凈增加8.7萬億;專項債券券余額由二零一五年的0.97萬億增加到了二零二零年的12.9萬億，凈增加11.3萬億。另外，顯性地方政府債務的還本付息額正逐年增加，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國地方政府所面對的償債壓力和信用風險正逐步增加。

隱性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測算

關于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規模的測算，主流的測算方法有以下三類：第一類，以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為切入點，分析地方政府投資資金的收支缺口，財政支出超過財政收入的部分則與地方政府新增的債務融資相對應，并以此方法來估算顯隱性地方政府債務規模。

這種方法雖然簡單且易于操作，但是忽略了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擴張行為與金融經濟體系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并且低估了地方政府通過各種隱蔽渠道進行債務融資以規避監管的內生動力，因此在客觀上將會造成地方政府債務規模總體上的低估。

第二類，從資產端倒推：依據“資產=資本金+負債”這一基本公式，將地方政府債務視為從資產端扣除資本金后所剩的部分。從資產端倒推地方政府債務的可行性基于兩個前提：

①地方政府擴張的所有隱性債務只集中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這樣導致隱性債務估算規模偏低;

②基礎設施的資金全部來源于地方政府，將民間投資的部分也囊括其中，這樣導致隱性債務估算規模偏高。因此從資產端倒推出來的債務規模會與真實值發生或高或低的偏離。另外，由于地方政府的融資活動和相關資產的形成從時間維度上講節奏并不一致。因此，無論是從估計的準確性，還是擬合的同步性上來說，資產端倒推法都無法真實的反映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擴張情況。

第三類，從地方政府擴張債務的資金來源端進行測算：我國地方政府合法的資金來源除了法律規定的發行政府債券外，還包括地方政府組建的融資平臺所產生的信貸、信托融資、融資租賃及各種有息負債等。從資金來源端推算，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我國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被低估。

一方面，資金來源這一測算方法主要通過列舉的形式從各個舉債渠道逐一統計其債務規模，但針對于部分經濟單位和個人的借款，并不能逐一列舉，存在漏算的風險;另一方面，部分地方國有企業實質上也承擔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工作，對于這部分資金來源無法詳細測算。

綜合來看，采用資金來源法來對我國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進行估算，雖然在總量上有可能導致債務規模被低估，但在節奏上與地方政府的債務擴張節奏更為吻合。根據測算，截止到二零二零年，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主導隱性地方政府債務規約為57.3萬億，較2010年末的10.7萬億增加了近47萬億;

其中2241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有息負債規模約為43萬億，較2010年末的5.8萬億增加了37.2萬億;比較來看，近年來二者的增長趨勢基本一致，故而推測二者之間的差額主要體現在部分未發行債券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當中。

回溯來看，雖然二零一四年相關文件對地方政府的債務融資途徑進行了規范，但從根本上來看，地方政府存在已久的收支矛盾仍未得到緩解，故而地方政府通過相關融資平臺進行債務融資的主觀意愿和客觀要求依然強烈。

自二零一四年以來，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規模擴張趨勢明顯;但監管當局一系列文件的出臺，從各個層面逐步規范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相關的投融資活動，經測算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占比正逐步下降，截至二零二零年末，我國地方政府隱性負債在其負債總額中的比重維持在70%左右。

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組成部分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可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其他債務規模擴張的步伐相對放緩，這說明了地方政府債務規范化管理的效果正逐漸凸顯。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分析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自二零一四年以來，我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缺口持續增加、債務規模擴張趨勢明顯，尤其是以地方政府組建的融資平臺為信用載體的隱性負債是其債務總量中的主要組成成分，因此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不合理增加所導致的債務風險大多匯聚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

伴隨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盈利能力弱化、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缺口加大等一系列問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也正逐漸顯現。主要以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償債能力、盈利能力以及違約風險為研究對象，對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進行了定量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組建的融資平臺對應的償債能力可知，截至到二零二零年末，我國地方政府組建的融資平臺總資產約為112萬億，加權平均法計算的資產負債率由二零一三年的54.9%上浮至二零二零年的61%，且從二零一七年以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經營杠桿上升幅度變小，但受新冠疫情的沖擊和逆周期經濟政策的影響，二零二零年融資平臺的杠桿率水平又有小幅上升，二零一七-二零二零年資產負債率分別為59.1%、59.3%、59.8%、61%。

從融資平臺的債務結構來看，其債務的期限呈現短期化趨勢。二零一五年以來，短期債務融資在總負債中的比例有所上升。種種跡象表明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經營質量正在下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小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生債務違約的風險整逐漸凸顯。分析地方政府組建融資平臺的盈利能力可知，從我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主要現金流構成中，可以明顯看出融資平臺的業務主要集中于投融資活動，經營業務占比較小。

進一步分析可知，二零一五-二零二零年我國地方政府組建的融資平臺所產生的投資現金流年均約為4萬億元，而與之對應的年均融資現金流約為5萬億元，歷年來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的規模均小于零。

另外，加權平均法計算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投資收益率正在逐年下滑，營業利潤率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了明顯的收縮趨勢，尤其是在受到二零二零年新冠疫情的沖擊后，期資產收益和營業利潤更是大幅縮水。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盈利能力下滑進行了進一步分析，發現以利息支出為主財務費用增長對其盈利能力構成明顯負向作用，財務費用規模正逐年上升，且其同比增長率也在增加。

對地方政府組建的融資平臺所產生的違約風險進行分析，其衡量標準是銀保監會針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現金流覆蓋率規定的相關指標。銀保監會的劃分標準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產生的現金流能夠覆蓋其債務本息和的程度。據此可將地方政府組建的融資平臺分為以下幾類：全覆蓋類、基本覆蓋類、半覆蓋類、無覆蓋類四種。

伴隨著現金流覆蓋率水平的逐年下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正逐漸增加。另外，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無覆蓋平臺的有息負債占比在近年來穩定在15%左右，但在二零二零年出現了輕微的反彈。

另外置換債務與新增債務有助于進一步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相關文件規定自二零二零年起，地方政府再融資所籌集到的資金不僅可用于償還已到期政府債券的本金，還可用于存量地方政府債務的償還，再融資債券以及其他“化債”模式的使用，有助于進一步控制隱性債務風險。